清朝

清朝的政治制度在继承明朝的基础上，结合满洲传统，形成了一套以皇权专制为核心、 满汉分治为特色的中央集权体系。其制度设计旨在确保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，同时吸纳汉族士大夫参与治理。

清朝的中央政治制度以强化皇权为核心，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确保皇帝的绝对权威。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等皇帝通过奏折制度、军机处等机构不断加强中央集权。 雍正时期推广的密折制度允许官员直接向皇帝秘密奏事，有效加强了对官僚系统的控制。 1729年设立的军机处更是取代内阁（名义上的最高行政机构，实际权力被军机处取代）成为最高决策机构，由皇帝亲信大臣组成，负责处理军国大事，起草诏书，参与决策。

"天下大权，惟一人操之，不可旁落。" ——《圣祖仁皇帝实录》

在中央机构设置上，清朝沿袭明朝的内阁制度，但内阁逐渐成为名义上的最高行政机构，实际权力被军机处取代。 六部（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）负责具体政务，实行满汉官员并设的制度，但满官地位明显更高。 同时，清朝专门设立理藩院，管理蒙古、西藏、新疆等边疆事务。

地方行政制度方面，清朝实行行省制度，将全国划分为18个省，每个省设巡抚、布政使、按察使等职，设总督管辖数省，巡抚主管一省，均直接向皇帝负责。 在官员任用上实行满汉双轨制，重要职位如驻防将军多由满人担任，汉族官员则多任文职。 对于特殊行政区，清朝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：东北地区（盛京、吉林、黑龙江）设将军管辖，并实行柳条边政策禁止汉人移民。 柳条边政策是清朝为保护满洲发祥地而设立的边界制度，在东北地区修筑柳条边墙，设立关卡，严格限制汉人进入东北地区，以保护满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资源； 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，将蒙古各部编入八旗体系，设盟长、旗长管理，通过联姻、册封等方式加强控制； 西藏地区设立驻藏大臣制度，由中央政府派遣大臣驻拉萨，与达赖喇嘛、班禅额尔德尼共同治理，监督西藏事务； 新疆地区实行伯克制，保留当地贵族（伯克）的世袭地位，但由中央政府任命和监督，同时设立伊犁将军等军事长官加强控制。

清朝的法律制度以《大明律》为基础，结合满洲习惯法，形成了以《大清律例》为核心的成文法体系。 其法律特点主要体现在维护皇权与等级制度，严惩谋反、大逆等罪；实行满汉异法，满人享有司法特权； 民刑不分，法律条文以刑法为主，民事纠纷也多以刑罚解决；采用律例并行制度，在《大清律》之外，通过"例"进行补充和调整，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。

1646年顺治三年颁布《大清律集解附例》，基本沿用《大明律》内容；至乾隆五年（1740年）修订为《大清律例》，成为清朝的基本法典，分为名例律、吏律、户律、礼律、兵律、刑律、工律七篇，共436条律文，另附千余条"例"。 该法典以严惩十恶（谋反、谋大逆、谋叛、恶逆、不道、大不敬、不孝、不睦、不义、内乱）重罪和维护满人特权为特点，如"逃人法"专门惩治藏匿逃亡旗奴的行为。 逃人法是清朝为维护八旗制度而制定的特殊法律，规定凡藏匿逃亡旗奴者，轻则杖责，重则处死，甚至株连邻里。

在行政法律方面，《大清会典》作为行政法典规范政府机构职能，历经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庆、光绪五朝修订。 各部院还制定专门的则例，如《刑部则例》《理藩院则例》等，形成完整的行政法律体系。 司法制度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。中央设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"三法司"，刑部为最高司法审判机关，负责复核各省死刑案件； 大理寺复核刑部判决；都察院监察百官并参与重大案件审理。地方司法由州县负责初审，知县兼任司法官；督抚复核死刑案件后报刑部审批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满人享有司法特权，犯罪由八旗都统或将军审理，汉官无权过问。

“凡旗人犯罪，笞杖各照数鞭责，军流徒免发遣。” ——《大清律例·名例律》

刑罚体系沿用传统的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五刑，但执行更加严酷。 死刑分为绞、斩两种，又分"立决"与"监候"；流刑分为二千里、二千五百里、三千里三等；还设有刺字、枷号、发遣等附加刑。 清朝特别严惩谋反等政治犯罪，常处以凌迟极刑，并实行株连制度，甚至"灭门"。 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大兴文字狱，以"大逆"罪处死文人，如吕留良案、戴名世《南山集》案等。

对于少数民族地区，清朝制定了专门的法律。对蒙古、回部（新疆）实行《蒙古律例》与《回疆则例》，尊重当地习惯法。 1793年乾隆颁布《钦定藏内善后章程》，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、班禅共治西藏事务，确立金瓶掣签制度。

晚清时期，受西方法律思想冲击，清廷推行"新政"改革法律制度。1910年颁布《大清现行刑律》，废除凌迟、枭首等酷刑，区分民事与刑事案件； 1911年制定《大清新刑律》，成为中国第一部近代刑法典，但因清朝灭亡而未及实施。

清朝的军事制度以八旗制度为核心，结合绿营等汉人军队，形成了独特的军事体系。 八旗制度起源于1615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的满洲八旗，后于1635年增编蒙古八旗，1642年又增编汉军八旗。 在组织架构上，每旗设固山额真（都统）一人，下辖五个甲喇（参领），每个甲喇下设五个牛录（佐领），每个牛录理论编制为三百人， 包括前锋、护军、马甲（骑兵）、步甲（步兵）、炮手等兵种。

八旗制度实行世兵制，旗人世代为兵，由国家供养，享有特权地位，不得从事其他职业。 其驻防体系包括京师驻防约十万人，以及江宁、杭州、广州等二十余处地方驻防。 相比之下，绿营制度建立于1644年入关后，鼎盛时期兵力约六十万人，由各省提督（从一品）统辖， 下设镇（总兵）、协（副将）、营（参将、游击）、汛（千总、把总）等编制。 绿营兵主要承担维持地方治安、驻守要地的任务，兵源为招募的汉人，终身为兵。

在军事指挥体系方面，中央设有兵部作为名义上的最高军事行政机关，但实际权力有限； 清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最高军事决策机构，后遭废除；雍正后军机处实际掌握军事大权。 地方指挥系统包括驻防八旗的将军（如伊犁将军、盛京将军）、各省绿营的提督，以及总督、巡抚等文官掌兵权，实行"以文制武"的政策。 这一政策是指由文官（总督、巡抚）统领武官（提督、总兵），文官掌握军事决策权，武官负责具体执行，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武将的防范心理，防止武将拥兵自重、威胁中央政权。

八旗在十八世纪后战斗力急剧下降，出现生计困难、武备废弛等问题，在"三藩之乱"时已需依赖绿营。绿营在嘉庆后也不堪使用，存在吃空饷严重、训练荒废等问题，太平天国时期被湘军取代。 晚清时期出现了新式军队，包括十九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的湘军、淮军，实行"兵为将有"制度，部分装备西式武器；1895年后建立的新建陆军采用完全西式编制，以袁世凯小站练兵为代表。

清朝的土地制度以官田、民田、旗地为主要形式。官田包括皇庄、官庄、屯田等，约占全国耕地20%；民田为私人所有，可自由买卖但需缴纳契税； 旗地则分配给八旗官兵，禁止买卖，但乾隆后禁令逐渐松弛。康熙八年（1669年）推行的"更名田"政策将明代藩王土地归现耕者所有，雍正时期又实行"摊丁入亩"，将丁银摊入地亩征收，这些改革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。 租佃关系方面，主要分为分成租、定额租和永佃权三种形式。分成租是指地主与佃户按约定比例分配收获物，通常为对半分或四六分； 定额租则是佃户向地主缴纳固定数量的地租，无论年成好坏都不变；永佃权则实现了"田底权"与"田面权"的分离，地主拥有土地所有权（田底权），佃户拥有长期耕作权（田面权），佃户可以转让、 继承耕作权，甚至可以转租给他人，这种制度在江南地区较为普遍，有利于佃户的稳定经营和土地改良。

赋税制度以地丁银、漕粮、盐税、关税为主要税种。雍正"摊丁入亩"后，土地税与人头税合并征收。 税收特点呈现定额化和货币化趋势，以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丁额为准实行"滋生人丁永不加赋"，即规定以该年的人丁数量为固定基数，此后新增人口不再增加赋税负担，白银成为主要纳税手段。 雍正四年（1724年）推行"火耗归公"政策，将地方官员征收的额外附加税（火耗）收归国库统一管理，规范了税收征收制度，防止官员中饱私囊。 同时建立养廉银制度，在官员俸禄之外额外发放津贴，试图通过提高官员待遇来遏制贪污腐败行为，但实际效果有限，贪污现象仍然普遍存在。

农业政策方面，清朝采取多种重农措施，包括皇帝亲耕"籍田"示范、招民开荒免税3-10年、治理黄河运河等水利建设。 这些政策取得显著成效，耕地面积从顺治末年的5亿亩增至乾隆末年的10亿亩，同时推广玉米、番薯等高产作物，形成棉花、桑蚕、茶叶等专业产区。

工商业政策对手工业实行官营与私营并行的制度。官营手工业包括织造局、瓷窑等，如景德镇御窑厂；私营手工业受行会约束，规模有限。 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废除匠籍制度，解放了手工业者。商业方面，盐法从纲盐制（商人垄断）发展到票盐制（道光改革），矿政时禁时开，控制严格。 这一时期形成了晋商（票号业）、徽商（盐业、典当业）、粤商（对外贸易）等著名商帮。

对外贸易制度经历了从海禁到开放的变化。顺治至康熙初年实行严格海禁，1684-1757年设立粤、闽、浙、江四海关， 1757-1842年改为广州一口通商，仅允许广州十三行经营外贸。外贸管理实行行商制度，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，同时维持与藩属国的朝贡贸易。 18世纪中国处于出超地位，大量出口茶叶、瓷器、丝绸，1700-1830年约5亿两白银流入中国。

货币制度实行银钱并行，白银为主要货币单位，铜钱用于日常小额交易。鸦片战争后出现"银贵钱贱"现象，白银外流加剧，同时私铸盛行导致货币混乱。 光绪年间开始自铸银元（如"龙洋"），1897年设立中国通商银行，试图改革货币制度。 晚清时期（1840-1912），中国经济发生重大变革。被动开放导致条约口岸从五口通商发展到全面开放，外资大量入侵开设工厂、银行。 自强运动期间，清政府兴办官办企业如江南制造局、轮船招商局等，同时出现民办企业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。 然而，战争赔款累计近10亿两白银，甲午战后外债达4亿两，财政危机严重。

在传统科技方面，康熙年间编撰《历象考成》（1722年）改进历法，建立北京古观象台并制造大型天文仪器； 数学领域有梅文鼎著《历算全书》会通中西数学，明安图创"割圆密率捷法"发展无穷级数理论； 医药学方面则有官方编纂的医学百科全书《医宗金鉴》（1742年）和温病学派的形成。 西方科技通过传教士传入，如南怀仁主持钦天监改进火炮技术，郎世宁引入西方绘画技法，乾隆时期还制作了铜版画《平定准部回部战图》。 晚清时期，洋务运动推动科技转型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介西方科技书籍，建立近代军工企业，维新变法后创办京师大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科技。

文化上，考据学在乾嘉学派推动下兴盛，戴震、钱大昕等学者通过严谨考证研究古代文献，同时编纂了《四库全书》（1773-1782）； 经世致用思想兴起，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倡导实用之学，龚自珍、魏源等倡导改革； 西学影响逐渐扩大，严复翻译《天演论》（1898年），梁启超宣传维新思想。 小说创作在清朝达到高峰，《红楼梦》被誉为中国古典小说巅峰，《聊斋志异》开创文言短篇小说； 京剧在道光年间形成并繁荣发展，地方戏如梆子、秦腔等也得到发展； 教育制度从传统科举、书院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变，1862年设立同文馆，1905年废除科举后建立现代学制。

清朝的文化政策具有双重性特征，一方面实行严格的文化控制，文字狱频发，康熙朝有《明史》案，乾隆朝多达150余起，《四库全书》编纂期间禁毁书籍3100余种； 另一方面又促进多民族文化交融，满汉文化相互影响，编纂《五体清文鉴》涵盖满、汉、蒙、藏、维五种文字，藏传佛教文化得到发展。 重要文化现象包括张之洞提出的"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"（1898年）成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，文化冲突与融合并存，如康熙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，圆明园西洋楼的西式建筑出现。 社会风气也经历了从早期节俭尚武到中期奢靡享乐，再到晚期求新求变的变迁过程。 总体而言，清朝文化呈现出传统集大成与西学东渐并存的双重性、文化专制与思想解放交织的矛盾性、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渡性，以及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多元性特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