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乾盛世

“康乾盛世”是清朝康熙（1661—1722）、雍正（1722—1735）和乾隆（1735—1796）三朝统治时期的鼎盛阶段，持续时间约130年（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）。 这一时期，清朝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方面达到高峰，疆域空前扩大，人口激增，社会相对稳定，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“盛世”。

康乾盛世在政治方面实现了空前的稳定与中央集权强化。康熙帝通过平定三藩之乱、统一台湾、击败准噶尔汗国等一系列军事行动，确立了清朝对全国的稳固统治。 雍正帝则通过设立军机处加强皇权，推行"摊丁入亩"政策改革财政制度。乾隆帝进一步完善官僚体系，编纂《四库全书》等大型文化工程，但后期吏治腐败问题逐渐显现。

农业上，康熙帝大力推广高产作物，包括玉米、番薯、马铃薯等美洲作物，这些作物的引入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和土地利用率。 同时，雍正帝推行的"摊丁入亩"政策，将传统的人头税并入土地税，按照土地面积征税，这一改革减轻了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负担，同时促进了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。 耕地面积上，从康熙初年的约5亿亩大幅扩展至乾隆末年的约10亿亩，粮食产量得到显著提升，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。

商业发展上，康乾盛世时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全国市场网络体系。江南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水运条件，成为全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， 苏州、杭州、南京等城市商业繁荣，手工业发达。对外贸易上，清政府实行"一口通商"政策，仅开放广州作为对外贸易口岸，设立"十三行"垄断对外贸易， 这一制度虽然限制了对外贸易的规模，但也为清政府带来了可观的财政收入，成为重要的经济支柱。

人口增长是康乾盛世的重要特征之一。从康熙末年（1722年）的约1亿人口，经过雍正年间（1723-1735年）的稳步增长，到乾隆末年（1796年）突破3亿大关，实现了人口数量的巨大跨越。 这一人口增长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，首先是高产作物的推广种植，特别是番薯、玉米等作物的广泛种植，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； 其次"摊丁入亩"政策的实施减轻了农民的税负压力，促进了人口的自然增长；同时康乾盛世时期社会相对稳定，战乱较少，为人口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。

康熙帝通过签订《尼布楚条约》（1689年）确立了中俄东段边界，解决了黑龙江流域的领土争端。 雍正帝时期，通过设立驻藏大臣加强对西藏的控制，并在青海设立西宁办事大臣，进一步巩固了西北边疆。 乾隆帝则通过平定准噶尔汗国（1755-1757年）、大小和卓叛乱（1758-1759年），彻底解决了新疆问题，设立伊犁将军府统辖天山南北，并在新疆设立参赞大臣、办事大臣等官职，建立了完整的军政管理体系。 此外，乾隆帝还通过"十全武功"中的平定大小金川、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、平定廓尔喀等军事行动，进一步巩固了清朝的统治。 经过三朝的努力，清朝疆域达到极盛，东起库页岛，西至巴尔喀什湖，北达外兴安岭，南至南海诸岛，总面积约1300万平方公里，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。

康熙年间编撰的《康熙字典》收录汉字47035个，成为当时最完备的字典，雍正年间编撰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收录历代典籍，被誉为"中国百科全书"。乾隆年间编撰的《四库全书》更是收录历代重要典籍3461种，共79309卷，成为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。 文学艺术上，产生了《红楼梦》这部"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"的文学巨著，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没落。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以讽刺手法展现科举制度弊端和知识分子群像。 京剧雏形开始形成，融合徽剧、汉剧等地方戏曲特色，四王画派（王时敏、王鉴、王翚、王原祁）继承发展文人画传统，推动绘画艺术发展。

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上，清朝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，仅开放广州一口通商，乾隆帝拒绝了马戛尔尼使团的平等通商请求，错失了接触工业革命的重要机遇，导致科技停滞、军事落后，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失败埋下伏笔。 社会矛盾同时也在这一时期不断加剧，土地兼并严重导致农民破产流亡，人口压力巨大使底层民众生活艰难，而和珅贪腐案的暴露更是揭示了吏治的败坏。 在思想文化上，文字狱盛行，三朝共发生150余起，株连甚广，造成"万马齐喑"的学术氛围，庄廷鑨《明史》案、吕留良案、徐述夔案等典型案例更是让学者们纷纷回避社会问题，转向脱离现实的考据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