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

明朝的中央行政体系以强化皇权为核心。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历代权相威胁皇权的历史教训，于1380年借"胡惟庸案"彻底废除延续千年的丞相制， 将权力直接分散到六部。六部（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）的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， 同时设立五军都督府、都察院、大理寺等机构形成分权制衡。

"自古三公论道，六卿分职，不闻设立丞相。自秦始置丞相，不旋踵而亡……今罢丞相，设五府、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等衙门，分理天下庶务。" ——《明太祖实录》

内阁制度在永乐至宣德时期逐渐形成。明成祖朱棣最初设立"文渊阁大学士"作为顾问，并无实权。 到宣德时期，内阁获得"票拟权"，即代皇帝草拟批答的权力，地位逐渐上升。 嘉靖至万历年间，内阁首辅如严嵩、张居正等人实际掌握了宰相之权，但内阁始终不是法定行政机构，其权力完全依赖皇帝的信任。 监察体系主要由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构成。都察院作为全国最高监察机构，设左右都御史监督百官； 六科给事中则专门针对六部进行监察，甚至拥有封驳皇帝诏书的权力。这套"科道官"体系在前期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但后期逐渐沦为党争的工具。

明朝以锦衣卫和东厂/西厂构建了一套独立于司法体系的秘密警察系统，直接对皇帝负责。 锦衣卫设立于1382年，负责侦查、逮捕、审讯，兼管仪仗。拥有诏狱特权，在洪武、永乐时期广泛参与政治清洗。 东厂设立于1420年，由宦官掌控，权力高于锦衣卫，可监视百官甚至皇室，产生了王振（土木堡之变）、刘瑾（“立皇帝”）、魏忠贤（九千岁）等著名权宦。 西厂在1477年短暂设立，因过于残酷而被废除。

地方行政体系经过1376年的改革，将行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（相当于省），全国设13个，分管民政、财政。 同时设立提刑按察使司（司法）和都指挥使司（军事），形成"三司分立"的格局。 基层管理采用里甲制，110户为1里，10户为1甲，负责赋役征发。 明中后期还设立了巡抚和总督制度，巡抚成为省级最高文官，总督则负责跨省军政协调。

科举制度在明朝得到进一步完善，形成了童试、乡试（举人）、会试（贡士）、殿试（进士）的完整考试体系。 成化年间八股文定型，从此考试形成固定格式，束缚思想。1397年时，朱元璋为平衡地域利益，分南北取士。 官员任用沿袭九品十八级制度，实行考满与考察相结合的考核体系，其中考满则是官员任期考核（三年初考，六年再考，九年通考）， 考察分为京察（六年一次）、外察（地方官考核）。

明朝的法律制度以《大明律》为核心，结合《大诰》、条例和会典，形成了严密的法制体系。 《大明律》于1367年制定，1389年定型，共30卷460条，分为《名例》《吏律》《户律》《礼律》《兵律》《刑律》《工律》七篇。 其量刑严于唐律，如贪污80两以上即处死，并首创"奸党罪"严禁官员结党。

"凡官吏受财者，计赃科断。无禄人，各减一等，官追夺除名，吏罢役，俱不叙... 有禄人...八十贯绞；" ——《大明律》

朱元璋还亲自编撰《御制大诰》（1385-1387年），作为案例集量刑比《大明律》更重，如"剥皮实草"惩处贪官。 他要求全国百姓背诵，犯罪者持《大诰》可减刑。此外，《问刑条例》于1500年颁行补充《大明律》，《大明会典》于1502年首修作为行政法典，规定各部门职权与运作流程。

中央司法机构实行三法司制度：刑部审判全国案件并复核地方死刑，大理寺复核刑部判决纠正冤案，都察院监察百官参与会审。 会审制度包括每年霜降后复核死刑案的朝审，以及成化后制度化的宦官参与特别审判的大审。地方司法由提刑按察使司主管省级司法，府县则由知府、知县兼理司法，设"刑名师爷"辅助。 明朝还建立了独立于司法体系的特务司法系统。锦衣卫直属皇帝，可逮捕官员并设"诏狱"； 东厂、西厂由宦官掌控，监视百官，权力凌驾三法司。洪武年间的"空印案"诛杀数百官员，天启年间的"六君子案"中东厂以酷刑处死东林党人。

"三法司曰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。刑部受天下刑名，都察院纠察，大理寺驳正。" ——《明史》

法律制度体现了重农抑商思想，限制商人衣着不得穿绸缎，商籍子弟科举受限。 等级特权通过八议制度让贵族官员犯罪可减刑，良贱有别规定奴仆告主需先受杖一百。 海禁政策规定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者斩，隆庆后部分开放。

"凡将马牛、军需、铁货、铜钱、緞疋、紬绢、丝绵、私出外境货卖、及下海者、杖一百。" ——《大明会典》

到明朝后期，法律制度逐渐崩溃。万历时期"赎罪银"泛滥，富人可买免刑罚；天启朝东厂滥权，法司形同虚设。 嘉靖后《问刑条例》增至385条，与律文产生冲突，司法体系陷入混乱，最终成为明朝衰亡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明朝军事制度的核心是卫所制，采用卫→所→百户→总旗→小旗的层级管理体系。 按照"度要害地，系一郡者设所，连郡者设卫"的原则，洪武末年在全国设立329卫、65个独立所，其中1卫编制5,600人，1千户所1,120人，1百户所112人。 军户单独编籍，世代为兵，战时出征，平时屯田自给自足。然而这一制度存在严重弊端，军户逃亡现象日益严重。

中央军事机构实行分权制衡，五军都督府分为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五府，负责管理各地卫所但无调兵权； 兵部则负责军官任免和军令发布，拥有调兵权。京营作为精锐部队，由五军营（主力野战军）、三千营（骑兵）、神机营（火器部队）组成。 然而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京营精锐丧失殆尽，到嘉靖时期仅存4万老弱。

"京军三大营，一曰五军，一曰三千，一曰神机。" ——《明史》

边防体系以九边重镇为核心，为防御蒙古而设辽东、宣府、大同、延绥、宁夏、甘肃、蓟州、山西、固原九大军镇，驻军约30万。 明朝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但后期因军饷拖欠导致边军战斗力严重下降，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。 随着卫所制的衰落，募兵制逐渐兴起，如戚家军招募义乌矿工训练"鸳鸯阵"抗倭，李成梁的辽东铁骑以骑兵对抗女真，但后期被努尔哈赤歼灭。

军事技术上，神机营装备火铳、佛郎机炮（仿制葡萄牙）、红夷大炮（明末引进），在万历朝鲜战争中明军火器成功压制日军。 水师方面，郑和宝船长达140米，为世界最大木质帆船，但嘉靖后水师衰落导致倭寇横行，直到戚继光重建水师才有所改善。

明朝的农业制度以屯田制为核心，分为军屯、民屯和商屯三种形式。军屯由卫所士兵耕种，实现自给自足； 民屯则通过移民垦荒扩大耕地面积，洪武年间全国垦田达850万顷。 朱元璋推行鱼鳞图册制度，因土地图册形似鱼鳞而得名。详细记录每块土地的位置、面积、等级、所有者等信息，是征收赋税的重要依据。 这一制度为明朝的赋税征收提供了准确的土地数据基础。正如《明史·食货志》所载："太祖籍天下户口，置户帖、户籍，具书名、岁、居地。"

"太祖籍天下户口，置户帖、户籍，具书名、岁、居地。籍上户部，帖给之民。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。" ——《明史·食货志》

赋税制度初期实行两税法，以夏税、秋粮为主，征收米、麦、丝绢等实物税。 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，将赋役合并折银征收，促进了白银流通，但后期加征辽饷、剿饷、练饷等"三饷"，反而加重了农民负担。

"一条鞭法者，总括一州县之赋役，量地计丁，丁粮毕输于官。一岁之役，官为佥募。力差，则计其工食之费，量为增减；银差，则计其交纳之费，加以增耗。" ——《明史·食货志》

手工业上，明朝实行匠户制度，初期为轮班匠定期服役，1485年改革后允许匠户纳银代役。 明朝重农抑商思想严重，限制商人地位，如不得穿丝绸、科举受限等，但商帮如晋商、徽商等仍逐渐兴起。 海外贸易由市舶司管理，初期以朝贡贸易为主，官方垄断对外贸易。1567年隆庆开关后，允许私人海外贸易，开放月港，大量白银流入中国。

明朝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，禁止金银交易，但因滥发无准备金导致贬值，15世纪后基本崩溃。 16世纪后，美洲白银经菲律宾大量流入，占全球白银三分之一，成为主要货币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进一步推动白银成为税收标准。

明朝后期经济制度逐渐崩溃，土地兼并严重，皇室和官僚疯狂兼并土地，如万历帝占田200万顷，导致农民破产。 财政危机加剧，万历末年国库年收入仅400万两，但辽东战事耗银6000万两。明末滥铸劣质铜钱，通货膨胀严重，最终导致经济全面崩溃。

天文学领域，洪武元年沿用元朝《授时历》制定《大统历》，但长期未修订导致误差渐大。 直到崇祯二年，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编撰《崇祯历书》，引进西方天文学理论，采用第谷·布拉赫体系。 医学上，李时珍历时27年编撰《本草纲目》，收录药物1,892种，插图1,160幅。 吴又可的《瘟疫论》提出"戾气"致病理论。农业上，徐光启的《农政全书》综合农业技术，引入甘薯、玉米等美洲作物。 宋应星的《天工开物》详述冶铁、纺织等技术。

文学艺术方面，明代小说达到高峰，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》并称四大奇书。 戏曲以昆曲为主流，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代表中国浪漫主义戏剧高峰。绘画领域"吴门四家"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、仇英以文人画著称，董其昌提出"南北宗论"主导清代书画理论。 哲学思想上，王阳明创立心学，提出"知行合一"。李贽的"异端"思想批判儒家伦理，主张个性解放，最终被朝廷迫害致死。

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。” ——《王阳明全集》

社会文化方面，科举制度实行八股文，格式僵化束缚思想。洪武三十年发生南北榜案，朱元璋为平衡地域利益分南北录取。 市井文化兴起，话本小说如"三言二拍"反映市民生活，秦淮八艳与文人交往形成独特的青楼文化。 西学东渐方面，利玛窦带来欧洲数学、天文、地图学，绘制《坤舆万国全图》。 然而明朝后期科技文化逐渐衰落，朝廷保守打压异端思想，西学未能普及，除徐光启等少数人外，多数士大夫排斥西方科技。 《金瓶梅》《牡丹亭》等作品揭露社会黑暗，预示王朝危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