焚书坑儒

焚书坑儒的推行源于秦朝思想领域的深刻冲突，以淳于越为首的70位博士官公开反对郡县制，主张恢复分封制，引发了激烈的政治辩论。 这种冲突不仅体现在儒法两家的治国理念上——儒家推崇"法先王"，强调仁政德治； 法家则坚持"法后王"，主张严刑峻法。更深层的是，儒生多出身六国，对秦制持批判态度，而法家则多为秦本土人士，支持中央集权，这种政治立场的对立使得思想冲突更加尖锐。

同时在秦朝统一后急需巩固思想统一，以配合政治、经济上的统一。正如李斯所言："今皇帝并有天下，别黑白而定一尊"，但儒生们"不师今而学古，以非当世，惑乱黔首"。 同时，六国贵族与方士也在暗中煽动反秦，如卢生等人"诽谤我，以重吾不德"，这些因素都促使秦始皇采取极端措施来维护统治。
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："今皇帝并有天下，别黑白而定一尊"
意思是说，现在皇帝统一了天下，要区分黑白，确立唯一的标准。“定于一尊” 原本指天下统一后，共同推举一个皇帝。

这一政策有着深厚的理论依据。韩非提出"以法为教"，主张"无书简之文，以法为教；无先王之语，以吏为师"； 商鞅变法时已确立"燔诗书而明法令"的治国理念；李斯则进一步主张禁绝"道古害今"，要求"史官非秦记皆烧之"。 这些法家思想为焚书坑儒提供了理论支撑，使其成为秦朝推行文化专制的重要工具。

李斯提出的焚书令主要针对三类书籍：儒家经典《诗》《书》、六国史书（除《秦记》外）以及诸子百家著作。但医药、卜筮、农书等实用书籍，以及博士官所藏典籍和法律文书则得以豁免。对于违令者，规定私下谈论《诗》《书》者将被公开处决，以古非今者将被灭族，知情不报者同罪论处。

焚书令实施后，郡县官吏逐户搜查，强制收缴书籍，并在咸阳宫广场集中焚烧以震慑民众。这一政策导致六国史书几乎全部毁灭，儒家经典传承严重中断，百家学说典籍大量散佚。不过，从睡虎地秦简和里耶秦简的考古发现来看，实用类书籍和法律文书确实得到了保留，印证了李斯提案中的豁免规定。
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："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。非博士官所职，天下敢有藏《诗》《书》、百家语者，悉诣守、尉杂烧之。有敢偶语《诗》《书》者弃市。以古非今者族。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。"
臣下（李斯）请求：除了国家史官所保存的秦国史书之外，其他各国的史书一律烧毁。除了博士官（官方学者）职责范围内的书籍外，凡是民间私藏的《诗经》《书经》以及诸子百家之书，都要送交郡县守、尉一起焚毁。 谁若私下谈论《诗》《书》，处以弃市之刑（即在市场处死）；如果有人用古代的事来批评现在的政策，全家处死；若有官吏明知有人违禁而不举报，也与犯罪者同罪。

坑儒事件的导火索源于方士卢生、侯生为秦始皇求仙药未果而逃亡，加之儒生淳于越等人公开批评郡县制、主张恢复分封，以及方士与儒生私下议论朝政被举报。秦始皇震怒之下，下令彻查咸阳城内的方士和儒生，通过互相揭发，最终牵连460余人，其中以方士为主，儒生多为连带受害。这些人在咸阳郊外的骊山被坑杀，或集体处决后掩埋。

关于坑儒事件的历史辨析，传统观点认为这是针对儒家、打击异己思想的行动，但现代考据表明主要针对方士，儒生只是连带受害，这一点从秦简考古发现中方士活动频繁的记载得到印证。虽然《史记》记载被坑杀者达460余人，但实际规模可能更小，其中可能还包含其他政治犯。这一事件不仅加剧了知识阶层与秦朝的对立，也成为后世批判秦朝暴政的重要依据，严重影响了秦朝的统治基础。
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："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，今乃诽谤我，以重吾不德也。诸生在咸阳者，吾使人廉问，或为訞言以乱黔首。” 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，诸生传相告引，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，皆坑之咸阳，使天下知之，以惩后。益发谪徙边。 始皇长子扶苏谏曰：“天下初定，远方黔首未集，诸生皆诵法孔子，今上皆重法绳之，臣恐天下不安。唯上察之。”始皇怒，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。"
秦始皇原本对卢生等儒生尊崇有加，赐予厚礼，但这些儒生却秘密诽谤皇帝，指责他不德行。于是秦始皇认为这些儒生扰乱民心。 皇帝派御史对在咸阳的诸生（儒生）展开严查。经查实，有超过460人违反禁令，被坑杀于咸阳（活埋儒生事件，即“坑儒”）。此举意在震慑天下儒生，防止谤言乱民。 余者被贬谪边疆，远离中原政治中心，以防其再起波澜。秦始皇长子扶苏劝谏，指出天下刚定，边远地区尚未安定，民间诸生仍诵读孔子经典，若一味用严刑重罚，恐致天下不安，建议皇帝慎重考虑。 始皇震怒，将扶苏调往边疆监视名将蒙恬，实际上是将扶苏排挤出政治核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