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朝

元朝其政治制度融合了蒙古传统、金朝旧制以及部分汉地官僚体系，形成了独特的二元统治模式。 元朝的政治制度以中央集权为核心，但同时又保留了蒙古贵族的分封特权，呈现出较强的民族等级色彩。

元朝中央政治制度以中书省为核心，实行"一省制"取代了唐宋的三省制。中书省长官为中书令通常由皇太子兼任，实际政务则由右丞相、左丞相主持，其中蒙古人享有优先权。 中书省下设六部管理具体事务，但实际权力较前代有所削弱。军事事务由枢密院掌管，御史台负责监察，与中书省共同构成"中书省—枢密院—御史台"的三权架构。 此外，元朝还设立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及吐蕃事务。

"国初，有征伐之役，分任军民之事，皆称行省，未有定制。中统、至元间，始分立行中书省，因事设官，官不必备，皆以省官出领其事。" ——《元史·百官志》

在地方行政方面，元朝推行行中书省制度，将全国划分为十个行省，如陕西、四川、江浙等。 行省长官为平章政事，拥有极大的权力，可以统辖地方军政事务。行省下设路、府、州、县四级行政体系，形成了完整的层级管理结构。 而"达鲁花赤"(蒙古语"darughachi"，意为"监督者""统治者"）)则是元朝特有的地方官职，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，专门负责监督汉人官员，确保蒙古统治者的有效控制。

"官有常职，位有常员，其长则蒙古人为之，而汉人、南人贰焉。于是一代之制始备，百年之间，子孙有所凭借矣。 " ——《元典章·吏部》

元朝还实行严格的"四等人制"，按照民族身份划分政治权利。蒙古人享有最高特权，垄断军政要职； 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如回回、畏兀儿等，主要担任财政、商业等职位； 汉人指原金朝统治下的北方汉人、契丹、女真等，可以担任中下级官员； 而南人即原南宋统治下的南方汉人，政治权利最低，受到最严重的歧视。

元朝的法律制度具有鲜明的多元性和民族等级色彩，既保留了蒙古习惯法，又吸收了金朝《泰和律》和汉地法律传统，形成了独特的法律体系。 由于元朝统治者对汉法的态度摇摆不定，其法律制度呈现出“因俗而治”的特点，法律条文繁杂且执行不统一，民族不平等现象严重。

成吉思汗时期制定的《大札撒》作为蒙古游牧民族的法律基础，强调严刑峻法，如偷盗者处死等严厉规定。 元朝建立初期沿用金朝的《泰和律》，但后来逐渐被新的法规所取代。对于汉地法律传统，元朝虽然部分继承了唐宋律法，但整体上汉法地位相对较低。 元朝的立法过程较为混乱，先后颁布了多部法典。1291年，元世祖忽必烈颁布的《至元新格》是元朝首部成文法典，但内容相对简略，主要以行政法为主。 1323年，元英宗编订《大元通制》，其内容则较为系统，分为诏制、条格、断例三部分，共2539条。 1346年，元顺帝修订《至正条格》，它是元朝最后一部法典，但未能挽救统治危机。

元朝法律最突出的特点是民族歧视，四等人在法律地位上差异极大。 蒙古人享有广泛的司法特权，如蒙古人殴打汉人时，汉人不得还手，只能告官； 蒙古人犯罪通常由蒙古官员审理，且刑罚较轻；甚至蒙古人杀死汉人，可能仅需赔偿烧埋银即可。 相比之下，汉人、南人受到严苛管制，如禁止汉人持有武器、狩猎、集会等。 汉人盗窃初犯刺字，再犯处死，而蒙古人犯盗窃罪通常免死。 南人作为原南宋百姓，受歧视最为严重，连科举录取比例都远低于蒙古、色目人。

"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，断罚出征，并全征烧埋银...诸汉人持兵器者，禁之。 " ——《元史·刑法志》

元朝的司法体系复杂多元，不同民族、宗教群体适用不同的法律。在中央层面，刑部作为最高司法机构，但实际受中书省控制； 大宗正府负责蒙古、色目贵族案件；宣政院则管辖僧侣案件，僧人犯罪往往得到轻判。 在地方层面，达鲁花赤作为蒙古官员掌握地方司法权，汉人官员只能辅助处理。民间纠纷常由族长、宗教领袖调解，官府干预相对较少。

元朝的刑罚较唐宋更为严酷，且执行具有较大的随意性。 肉刑在元朝重新恢复，如刺字、劓刑、断手等唐宋已废除的酷刑重现。 死刑方式也极为残酷，包括凌迟、剥皮等。 赎刑在元朝盛行，富人可通过缴纳钱财减刑，蒙古贵族更可轻易免罪。

由于元朝法律体系不完善，司法实践存在严重问题。法律条文之间经常出现矛盾，蒙古习惯法与汉法冲突，法官常随意解释法律。 官员腐败现象严重，蒙古、色目官员受贿成风，汉人、南人诉讼艰难。法律不公导致民间私刑盛行，加剧了社会动荡。

元朝的军事制度继承自大蒙古国，并结合汉地传统兵制，形成了以蒙古骑兵为核心、多民族混合的军事体系。

元朝的军队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禁军和地方镇戍军两大系统。中央禁军以怯薛（宿卫军）为核心， 由蒙古贵族子弟组成，最初是成吉思汗的护卫军，后发展为元朝最精锐的部队。 怯薛不仅负责保卫皇帝和宫廷，还参与重大战役如征南宋、远征日本等，部分成员还兼任行政官职，形成"军政一体"的特权阶层。 怯薛子弟地位崇高，甚至可干预朝政，如元武宗时期怯薛长伯颜权倾朝野。

地方镇戍军按民族分为四大系统：蒙古军作为核心战力驻守战略要地如大都、上都； 探马赤军由蒙古各部及部分色目人组成，负责边疆镇戍； 汉军由原金朝统治下的北方汉人、契丹、女真军队组成，承担辅助作战任务； 新附军为南宋降军，地位最低，多用于屯田或次要防务。 元朝采取"腹里"重点布防策略，将华北视为核心，驻蒙古军、探马赤军，而南方则分散驻守，新附军多驻扎江南，且禁止汉军、南人驻守战略要地。

"河洛、山东据天下腹心，则以蒙古、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。淮、江以南，地尽南海，则名藩列郡又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焉" ——《元史·兵志》

军事指挥体系以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，长官为枢密使，通常由皇太子或丞相兼任，实际事务由知枢密院事处理。 枢密院负责调兵、任命将领、制定战略，但蒙古贵族常绕过枢密院直接听命于皇帝。 重大战役时设立行枢密院，如征日本、平定叛乱时，由亲王或大将统领。 军队编制采用蒙古传统的万户—千户—百户制，军官世袭，士兵世代为兵，形成军事贵族阶层。

"万户、千户、百户分上中下。万户佩金虎符。符趺为伏虎形，首为明珠，而有三珠、二珠、一珠之别。千户金符，百户银符。万户、千户死阵者，子孙袭爵，死病则降一等。" ——《元史·百官志》

元朝的经济制度保留了蒙古游牧传统，同时吸收了汉地农耕经济模式。 其经济政策以中央集权控制为核心，但受民族等级制度影响，南北经济差异显著，后期因财政混乱与剥削加剧导致经济崩溃。

元朝的土地制度继承了蒙古游牧传统与汉地农耕模式的结合。土地占有形式主要分为官田（政府控制，用于赏赐贵族、军队屯田）、 私田（地主和自耕农拥有，但汉人地主常被蒙古贵族侵夺）、寺田（寺庙道观占有，享有免税特权）和屯田（军队移民开垦，分军屯和民屯）。 蒙古贵族通过"投下户"制度占有大量农奴，形成庄园经济，而江南地主虽保持一定势力，但需向蒙古权贵纳贡。

农业上，元朝推广棉花种植，黄道婆改进纺织技术使江南棉业兴起； 引入西域胡萝卜、波斯菠菜等新作物；郭守敬修通惠河改善水利。 但蒙古贵族圈占农田为牧场导致北方农业衰退，苛捐杂税如"包银制"逼民破产。

商业与货币制度方面，元朝发行"中统钞""至元钞"，初期信誉良好但后期滥发导致恶性通胀，至正年间纸币贬值"十不及一"民间拒用。 官府垄断盐、铁、茶等大宗商品实行"盐引"专卖。对外贸易因蒙古帝国统一欧亚而商路安全，马可·波罗等商人来华； 海上贸易在泉州、广州设市舶司，出口瓷器丝绸，进口香料宝石；色目人掌控外贸形成"斡脱"官商集团。

在天文学方面，郭守敬主持修订《授时历》，精确测定回归年长度为365.2425天，与现代值仅差26秒。 他还创制了简仪、仰仪等精密天文仪器，并设立司天监引进阿拉伯天文知识。 数学领域，朱世杰的《四元玉鉴》发展了高次方程解法，同时阿拉伯数学如弧三角法通过色目学者传入中国。 医学上，宫廷太医忽思慧编撰的《饮膳正要》成为中国最早的营养学专著，医药与中医的融合也促进了医学发展。 工程技术上，青花瓷烧制技术成熟并开始使用波斯钴料，火器技术发展，铜火铳成为现存最早金属管形火器。

文学上，元曲杂剧达到鼎盛，关汉卿的《窦娥冤》揭露司法黑暗，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在爱情题材上突破礼教束缚， 马致远的《汉宫秋》展现历史悲剧，散曲也因张可久、乔吉等作家而兴起。 绘画领域，赵孟頫提倡"书画同源"推动文人画发展；山水画达到高峰，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和倪瓒的"逸笔草草"风格成为经典； 书法上赵孟頫创"赵体"复古晋唐风骨。建筑艺术融合多元文化，既有藏传佛教寺院如北京妙应寺白塔，也有伊斯兰风格建筑如泉州清净寺。